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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当时‘一拍了之’，入驻企业将面临经营断档和连锁纠纷。法院平衡各方利益，践行‘破产重整就是新一轮招商引资’理念567800金沙，最大限度盘活企业资产、优化资源配置，45天内引入1.85亿元投资，顺利完成重整，今年有望实现产值超6亿元，税收超3000万元。”昆山市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执行局副局长、昆山市企业重整服务中心主任欧平近日向《法治日报》记者介绍说。

作为江苏收案量最多的基层法院567800金沙，昆山市法院坚持司法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2023年以来办结破产案件591件，化解债务287亿元，盘活土地、厂房110万平方米，有效维护4100余名职工权益，通过重整、和解、庭外重组等方式引入投资31.7亿元、挽救困境企业97家，还推动5个“烂尾楼盘”复工续建，被誉为救治困境企业的“司法医院”。

2023年11月，经昆山市委编办批准，昆山法院成立企业重整服务中心。该中心整合企业重整指引、危困企业纠纷多元化解、重整事务集约办理、“府院联动”协调、类个人破产事务推进、破产专业化建设6大功能，集聚破产程序中司法、行政、社会中介机构、投资者等多个主体优势，提供“一站式”企业重整服务。中心成立以来，共接受破产事宜咨询512次，开展困境企业“体检”97次，发布投融资信息121条，引入投资8.7亿元。

据了解，该中心与政府部门、基层组织建立重点领域和困境企业信息共享机制、企业困境等级诊断平台等，通过动态采集各类信息，尽早识别经营风险，精准判定困境程度、发展前景，针对性采取救治、处置方案。截至目前已对73家企业开展风险预警、政策帮扶，引导275家符合条件企业及早进入破产程序，避免核心资产贬值、丧失挽救机会。

针对企业出现的不同“病症”，昆山法院开出不同“药方”。企业重整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介绍了四种分类处置方案：对于尚未爆发的“病灶”及时预警，治“未病”；对于“小毛小病”的企业及时识别挽救，通过暂缓执行、宽限履行，促进企业与债权人和解的方式进行“救治”，帮助企业渡过暂时难关；对于患有“大病”的企业，通过执行强制管理、预重整、重整“手术”进行挽救；对于“病入膏肓”的企业，通过破产清算程序引导退出市场，实现资源释放盘活。

昆山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拥有汽车零部件生产制造相关的16项专利和6项软件著作权，因投资失败债务累计1560余万元。法院执行阶段鉴于该公司尚拥有优质下游客户，具有一定“造血”功能，引导其向法院申请破产，通过破产和解程序实现企业自救，也稳定了上下游19家企业的资金链、产业链。目前，该公司已经走上恢复信用、复工复产的正常经营之路。

“通过‘执破融合’改革，在破产程序中强化效率意识567800金沙，形成执破团队、流程、手段、府院联动、打击逃废债、执行管理人与破产管理人‘六个一体化’的昆山模式，叠加企业重整服务中心的设立运行，困境企业的救治效能明显提升。”昆山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殷博文建议，要通过典型案例宣传、专题讲座、破产保护指引等多种方式提升破产法律文化的传播力，让破产程序成为企业经营者所熟知的法律程序、保护工具，更广泛凝聚市场和社会各方合力567800金沙，千方百计提升困境企业救治成功率，真正实现纠纷源头化解、市场健康运行、资源优化配置，让企业和企业家在法治保障下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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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公益诉讼检察厅厅长徐向春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是党中央部署“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十周年，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已成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成果。一直以来，“两高”对行政公益诉讼工作高度重视，先后多次共同发布相关司法解释，对行政公益诉讼相关内容进行细化规定，保障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稳定运行。从司法实践看，行政公益诉讼的案件数量保持稳定，案件分布范围也从公益诉讼传统法定领域向新增法定领域逐渐拓展。

徐向春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两高”行政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第二批），主要涉及安全生产、国有财产保护、食品安全、文物保护、无障碍环境建设、未成年人保护以及个人信息保护等多个领域，涉及的行政机关包含了农业农村、住房建设、文化旅游、城市管理、邮政管理等职能部门，与社会经济发展、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联系紧密。这些案件充分体现了行政公益诉讼在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障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的积极作用。

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审判庭庭长耿宝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两高”行政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第二批）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567800金沙，更加全面地呈现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讼”的特征。一是被告也就是行政主体更加多样，二是诉讼流程更加科学全面，三是人民法院采用的裁判方式更加灵活多样。第二，充分发挥了人民法院、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分工协作、共同维护公共利益的最大效能。人民法院通过加强沟通、联合检察机关共同发出司法建议等方式，共同助推行政机关积极履职，有效改变了过去某些公共利益领域存在的“无人管、无法管、无心管”等弊端。第三，人民法院和检察机关采用了更加丰富的工作方法和措施，合力改进完善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的司法衔接机制。

徐向春在答记者问时表示，今年是党中央部署“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十周年。在这一重要的历史节点，“两高”联合发布行政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一是公益诉讼检察工作迈上高质效办案的新台阶；二是贯彻落实“健全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机制”的重要要求；三是为延续工作思路，充分凝聚司法合力，打造联合品牌；四是为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提供更多实践样本。

最高法行政审判庭一级高级法官王晓滨在答记者问时介绍，2023年7月1日至2024年11月30日，人民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以外的其他各类行政公益诉讼一审案件1026件，同比上升51.8%。其中，国有财产保护领域、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领域案件较多，分别占比30.2%、18.31%，食品药品安全、英烈权益保护、未成年人保护领域案件占比持中，文物保护、妇女权益保护、反垄断领域等其他领域案件相对较少。

最高检公益诉讼检察厅副厅长徐全兵在答记者问时介绍，自2017年7月1日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98.9万余件，在所有检察公益诉讼案件中占比九成，近99%的案件在审前整改到位，对于没有整改到位的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6000余件，99.1%得到了裁判支持，展现了行政公益诉讼独特的制度价值。

徐全兵在答记者问时表示，行政公益诉讼在回应民生关切、助推依法行政、促进社会治理、凝聚保护合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一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主动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二是立足法律监督的职能定位，助推依法行政走深走实。三是以监督促进治理，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四是凝聚公益保护合力，推动构建协同保护大格局。

徐全兵在答记者问时表示，经过实践探索，行政公益诉讼已经形成了磋商、制发检察建议、提起诉讼的分步递进式办案模式，注重在审前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以更高效率、更低成本争取最佳办案效果。对一些检察建议解决不了的问题，坚持以“诉”的确认体现司法价值引领，保障监督刚性，同时又以诉讼程序确保法律监督权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徐全兵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检察公益诉讼是公益之诉、督促之诉、协同之诉。在党的领导下，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行政机关等虽然分工不同，但都是为了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从实践情况看，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呈现鲜明的协同履职特点，有利于更好凝聚公益保护合力，构建协同高效的公益保护体系。近年来，检察公益诉讼“朋友圈”持续扩大，目前已有30余家行政机关与最高检制定协同履职意见，“两高”共同制定了相关司法解释和会议纪要等规范性文件。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与行政机关立足各自职能定位，持续深化协作配合，切实形成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执法司法合力。

耿宝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当前，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尤其是新类型公益诉讼，正处于蓬勃发展的过程之中，行政审判工作出现了受理条件把握、举证责任分配以及裁判方式选择等方面的难题。下一步将从以下三个角度做好相关工作：一是充分发挥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司法行政机关合力处理行政案件的“3+N”工作机制在统一法律适用、促推矛盾纠纷化解方面的重要作用；二是持续加强上下级法院间的监督指导；三是认真学习贯彻党中央针对行政审判工作的决策部署。在行政公益诉讼管辖改革中，将联合检察机关等部门做实做好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的制定和修改工作，共同提升保障公共利益的法律意识、规则意识和执法司法水平。

徐向春在答记者问时表示567800金沙，检察机关要持续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567800金沙，准确把握公益诉讼高质效办案的目标任务和总体要求，精准规范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办案工作。一方面，将“可诉性”要求在公益诉讼办案中具体化、实践化。以“可诉性”这一重要抓手，精准规范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办案工作，统筹实体公正、程序公正一体实现，提高办案质量、规范办案过程、提升办案效果。另一方面，强化检法同向发力567800金沙，为公益司法保护的完备化提供强劲动力。进一步深化对不同类型和办案领域公益保护特点规律的研究，探索丰富和细化体现制度独特功能的公益修复方式、责任承担及诉讼请求实现方式等内容，打通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难点堵点问题。协同配合推进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以精准规范的行政公益诉讼办案，为立法提供坚实基础，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贡献力量，以法治之力服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